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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事故案件中App平台公司的责任承担规则
2017-12-15 09:46:05 作者:jnls 人气:
  作者按:近年来,各App出行平台迅猛发展,在展现“互联网+出行”新业态发展优势的同时,也暴露出一些诸如出行安全、行业监管以及侵权责任承担、保险理赔等方面的问题。涉App出行平台的交通事故案件呈逐年增长趋势,但针对相关争议问题的司法裁判标准尚不统一。本案例分析了目前APP出行平台的运作及利益分配模式,梳理了相关法律问题的争议观点,并提出,在交通事故案件中涉APP出行平台的责任承担规则方面,应确立“以受害人救济为主导、兼顾新业态发展”的价值导向,最后,就交通事故发生后出行平台应承担什么责任、保险应涵盖的范围、线上线下司机不一致时如何处理等相关争议问题提出了具体可行的解决方案,对类似案件的处理具有借鉴价值。

一、裁判要旨

在从事App平台代驾业务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致人损害的,应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先行承担赔偿责任;对超出交强险限额的损失,应由平台公司对外承担责任;线上、线下司机不一致的,属于平台公司与司机之间的内部关系,不影响平台公司对外承担相应责任,平台公司在承担责任后可根据实际情况向相关责任人追偿。

二、基本案情

原告余某诉称,2015年9月4日,王某驾驶黄某所有的车辆由东向西行驶,其由北向南步行,车辆与其发生接触,造成其受伤。事故经交通管理部门认定,王某负事故全部责任,故起诉要求被告共同赔偿医疗费、二次手术费、护理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鉴定费等近四十万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

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以下简称保险公司)辩称,保险公司对事故事实及责任认定无异议,肇事车辆在保险公司投保交强险,此次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不同意支付二次手术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护理费、残疾赔偿金、误工费过高;鉴定费、诉讼费不属于保险赔偿范围。

被告黄某辩称,其对事故事实及责任认定没有异议;其是车主,黄某某是其子,黄某某喝酒后通过“滴滴出行”手机APP中的代驾平台找了代驾,后来王某给黄某某打了电话,上了车后王某给黄某某发了确认代驾的信息。代驾没有签订书面协议,一切都是通过滴滴的代驾平台来完成。保险情况同保险公司意见一致。

被告北京小桔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小桔公司)辩称,小桔公司对事故事实及责任认定没有异议。但小桔公司只是“滴滴出行”手机APP软件的开发设计持有者、所有人,软件里有各种业务,每条业务线都有各自的公司提供服务,在业务端中已明确公示了负责各业务的具体公司,代驾业务由快智公司提供服务。故小桔公司不是本诉讼的适格被告。

被告杭州快智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快智公司)辩称,快智公司对事故事实及责任认定没有异议。小桔公司开发软件,快智公司使用软件,并提供代驾服务,撮合车主与司机之间完成代驾。点开系统能看到司机,司机均有工牌,快智公司对每一单叫车业务都上有保险,即代驾责任险。本案黄某某叫的代驾司机是王A,实际却是王某驾车,这是账号外借,王某并非快智公司注册的代驾服务人员,应由其个人承担赔偿责任。另外,快智公司与王A也并未签署任何协议,是浙江外企德科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科公司)与王A签订的劳务协议。快智公司只是撮合双方进行代驾,而且撮合的是王A与黄某某,不是王某。即使司机是王A,发生事故也应当由保险支付相关费用,与快智公司没有关系。

被告王某及被告德科公司经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应诉。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5年9月4日,王某驾驶黄某某之父黄某名下的车辆由东向西行驶,余某由北向南步行,车辆与余某接触,造成余某受伤,车辆损坏。事故经交通管理部门认定,王某负事故全部责任。黄某名下的车辆在保险公司投保交强险,本次交通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限内。

2015年9月4日,黄某某通过滴滴代驾平台下单找代驾服务,王某以王A的名义通过滴滴代驾平台接单并提供了代驾服务,黄某某通过滴滴代驾平台完成了支付;王A在2015年8月24日与德科公司签订了《劳务服务协议》,为德科公司提供代驾劳务服务; 在滴滴代驾平台程序中王A的照片实际就是王某本人的照片或二人非常相像。小桔公司是“滴滴出行” 手机应用程序的开发设计持有者、所有人,以互联网技术为依托构建服务平台,整合供需信息,在其软件里包含出租车、代驾、快车、专车、顺风车等多种业务平台,滴滴代驾平台是其服务平台中的一个子平台;根据滴滴代驾平台中的代驾服务协议规定,代驾服务由快智公司运营,代驾服务费收费标准由滴滴代驾平台公布。

三、裁判结果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11月11日作出(2016)京0108民初1326号民事判决:一、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限额内赔偿余某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一万元、护理费、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精神损害抚慰金、误工费及运营损失费、交通费十一万元、财产损失费五百元,以上共计人民币十二万零五百元;二、北京小桔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赔偿余某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护理费、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误工费及运营损失费、交通费、鉴定费二十一万三千二百六十二元一角九分;三、驳回余某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小桔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4月7日作出(2017)京01民终888号民事调解书,各方就赔偿事宜达成一致调解意见。

四、裁判理由

一审裁判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对余某超出交强险责任限额的损失由谁承担赔偿责任。

首先,小桔公司是“滴滴出行”手机应用程序的开发设计持有者、所有人,是以互联网技术为依托构建服务平台,整合供需信息。根据《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第二条规定,“网约车平台公司是指构建网络服务平台,从事网约车经营服务的企业法人”,可见,小桔公司不仅是代驾、快车、专车等业务的平台构建者,同时是相关业务的经营主体,小桔公司既是风险开启者,又是运营利益享有者。网约服务平台公司应承担承运人责任,把保障乘客安全、保证运营安全作为第一要务。网约服务作为一种共享经济的新模式、新鲜事物在不断发展,需要不断认识和探索,但保障受害人的利益是不能改变的。从本案中,由平台方承担赔偿责任,再由其按其内部约定去追究各方相应责任,更有利于保障受害人利益。至于在运营过程中,平台公司与相关公司之间的制度设计可视为内部关系,不具有对抗善意第三人的效力。第三人有理由基于对平台经营行为的信任,要求平台公司承担相应责任。虽然代驾服务协议规定,代驾服务由快智公司运营,但滴滴代驾平台是“滴滴出行”平台中的一个子平台,本院认为小桔公司不能以“滴滴出行”中的各项具体业务线由其他公司负责作为免责的抗辩理由。

其次,对代驾司机进行备案和资格审查,保证线上所确定的驾驶员与线下实际提供服务的驾驶员一致,是承运人的基本义务和责任,账号外借是滴滴代驾平台内部的管理问题,承运人不能以账号外借作为免责的抗辩理由。王某通过滴滴代驾平台接受指令为黄某某提供代驾服务,整个交易过程都通过滴滴代驾平台的运营平台完成;代驾服务费标准系通过滴滴代驾平台公布,而王某和黄某某均无议价权,王某仅以付出的劳动获取相应报酬,故小桔公司对王某在从事代驾服务过程中发生的交通事故应当承担经营主体的替代责任。

综上,小桔公司应对余某超出交强险责任限额的合理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快智公司、德科公司、王某在本案中不承担赔偿责任。小桔公司在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依据内部协议及管理规范向相关责任人进行追偿。

另,余某主张,黄某应承担赔偿责任。在租赁、借用等机动车所有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的情形下,机动车所有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本案中机动车所有人为黄某,余某并未提交证据证明黄某在此起事故中存在过错。综上,黄某对事故不承担赔偿责任,对余某此主张不予支持。

五、案例解析

该案例是涉及App出行平台侵权责任承担规则的典型案例,既反映了线上司机与线下司机不一致的问题,也反映了在侵权事件发生后,平台公司、业务运营公司、人力资源公司相互推诿的现象,以及由此带来的责任承担主体的认定难题。

近年来,各App出行平台迅猛发展,在展现了“互联网+出行”新业态发展优势的同时,也暴露出一些诸如出行安全、行业监管以及侵权责任承担、保险理赔等方面的问题。涉App出行平台的交通事故案件呈逐年增长趋势,然而针对相关争议问题的司法裁判标准尚不统一。作者认为,合理的确定平台公司的责任承担规则应当遵从以下路径:一是了解出行平台的运作及利益分配模式;二是梳理、分析争议观点;三是确立以受害人救济为主导、兼顾新业态发展的价值导向;四是明确针对争议问题的解决方案。

(1) App出行平台的多种业务类型及经营模式

虽然《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网约车管理办法)中界定了网约车经营服务的涵义[1],但实际上App出行平台开展的业务类型多样,并不限于网约车及代驾业务,以国内某知名出行平台为例,其App平台中的业务类型包括:出租车、代驾、快车、专车、顺风车、巴士班车、试驾等多种类型,针对不同的业务类型,平台公司所采取的经营模式也不尽相同,比如会体现在计价方式的不同、抽取费用比例[2]的不同、派单抢单方式的不同、用工方式的不同等各个方面。

根据在案件审理中了解到的信息,平台公司会根据对人员及车辆的不同管理模式,在代驾、快车、专车等业务中采取自由注册式、劳务派遣式、集约租赁式等多种经营模式。自由注册式是指由注册司机直接与平台公司之间建立联系,通过APP平台提交资料,经平台审核后成为平台注册司机,双方之间没有任何限制性约定。劳务派遣式是指由一家劳务派遣公司与司机签订劳务合同或服务合同,然后派遣到另一家公司从事代驾业务,平台公司的合同义务仅为提供信息服务,实际上这两家公司都是为唯一平台公司的代驾业务提供业务人员的专职公司。集约租赁式是指由一家或多家车辆租赁公司与注册司机签订租车协议,约定所租赁车辆仅能从事唯一平台的快车业务,收取名义上的租车费用,实际上该车辆租赁公司系为平台公司的快车业务提供车辆和人员的专职公司,并不是从事传统汽车租赁业务的公司。

(2) 涉App出行平台案件反映出的典型问题及争议观点

通过对相关涉诉案件的分析、研讨,作者发现,目前涉App出行平台的交通事故案件主要集中在平台的网约车及代驾业务,实践中争议较大的典型问题也是围绕平台的网约车及代驾业务产生的,而对于顺风车以及传统出租车注册于App出行平台从事客运活动等情形,涉及的法律关系及责任承担规则比较容易形成共识。

针对平台网约车及代驾业务,涉诉案件主要反映出如下几个问题:一是平台公司与注册司机之间的关系问题;二是平台公司的责任承担规则问题;三是网约车的商业三者险理赔问题;四是平台公司采取外包经营模式下的责任承担主体问题;五是线上、线下司机(或车辆)不一致时的责任承担问题。在案件审理中,这些问题都与责任承担主体及责任承担比例的认定密切相关,而且实践中针对每一个问题都存在多种不同的观点,如果不仔细推敲,似乎每种观点都有一定的合理性。具体而言:

1 平台公司与注册司机之间的关系

观点一:劳动关系。观点二:劳务关系。观点三:新型经济合作关系。而平台公司与注册司机之间关系的不同,决定了二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有明显差异,也随之影响平台公司、注册司机以及事故受害人之间的责任分担问题。

2 平台公司承担何种责任

观点一:由平台公司承担侵权法中的用人单位替代责任。首先,网约车管理办法第十六条明确规定,“网约车平台公司承担承运人责任,应当保证运营安全,保障乘客合法权益。”可见,在运输合同关系中,官方对平台公司的地位界定是等同于传统的出租公司的,那么比照该条规定,在网约车致第三人损害的情形下,平台公司同样应当承担与传统的出租公司地位相当的责任,即承担用人单位的替代责任。其次,网约车管理办法第二条规定,“网约车平台公司是指构建网络服务平台,从事网约车经营服务的企业法人。”可见,平台公司不仅是代驾、快车、专车等业务的平台构建者,同时是相关业务的经营主体,也即平台公司既是风险开启者,又是运营利益享有者,故平台公司对注册司机在运营过程中发生的交通事故应当承担用人单位的替代责任。

观点二:由平台公司与网约车驾驶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首先,平台公司与网约车驾驶人之间关系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劳动关系,平台网约车最初的宣传亮点之一就是其能够充分利用闲暇车辆,体现了分享经济的灵活性、兼职性等特点,如果将平台公司完全等同于传统的出租公司,将平台公司与网约车驾驶人之间的关系完全等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劳动关系,则无异于抹杀了新业态的发展优势,故该观点不同意由平台公司承担用人单位的替代责任。其次,该观点虽然不同意替代责任的观点,但同样基于风险开启及利益享有理论,认为平台公司应当与网约车驾驶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观点三:平台公司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从平台公司近几年的发展形势及人民群众的响应程度来看,这种新业态确实体现出了其市场优势,所以相应规则的确立应当在维护交通安全、保障伤害救济与鼓励新业态发展之间找到恰当的平衡,一味要求平台公司承担替代责任或连带责任过重,应当在具体案件中审查平台公司是否尽到对驾驶人及车辆的资质审核义务,是否对驾驶人进行了必要的安全培训,是否对第三者责任险的保险限额进行了审查[3]等,结合事故造成的损害大小,判定平台公司承担合理的补充责任,承担补充责任的大小可以根据具体案情确定不同的比例,不排除承担100%补充责任的情形。

观点四:平台公司承担不超过30%的补充责任。鉴于App出行平台的业务特点,平台公司对注册司机及车辆的控制力与传统出租公司相比较弱,要求平台公司承担过重的责任,并不能产生对网约车驾驶人进行有效制约从而降低事故发生率的效果,反而有可能使网约车驾驶人肆无忌惮,认为出了事儿之后有平台公司兜底,故在认定责任承担比例时,应当考虑驾驶人与平台公司之间的利益分成比例,根据目前的利益分成情况看,各平台公司对“快车”类运营车辆的抽成比例在30%以下,故平台公司的责任承担比例应以不超过30%的补充责任为宜。

3 保险公司能否以车辆性质发生变化而拒绝承担商业三者险的保险责任

观点一:商业三者险可以根据有效的免责条款拒赔。目前,各地针对网约车管理办法的实施细则刚刚落地,实践中可能会存在部分从事平台运营的车辆,其登记性质仍为非营运车辆,而各个保险公司的商业三者险保险条款均有如下约定“被保险家庭自用汽车、非营业汽车从事营业运输等,导致被保险机动车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应当及时书面通知保险人,否则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在涉平台交通事故案件中,保险公司会据此抗辩,以被保险车辆改变运营性质、导致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为由拒绝承担赔偿责任。商业三者险应当尊重双方的约定,根据保险合同进行赔偿,如果经审查,保险公司尽到了相应的提示及说明义务,则该免责条款合法有效,根据保险审判实务,将私家车用于网约车经营的,应当认定为改变运营性质、导致危险程度显著增加,故保险公司有权拒赔。

观点二:在网约车管理办法及其实施细则施行前发生的事故,商业三者险不能以此拒赔。网约车属于近些年发展出来的新事物,在网约车管理办法及各地的实施细则施行前,网约车客观上不具备登记为营运车辆的制度条件,故在考虑网约车的车辆登记性质时,应当考虑社会客观现实,在政策过渡期内给予从宽认定,只有在网约车具备了登记为营运车辆的制度条件,而仍然登记为非营运性质的,才可以归责于投保人过错,适用免责条款予以拒赔。否则,将新生事物与制度不健全叠加带来的不利后果完全由当事人承担,既不能体现公平理念,也不能实现督促投保人积极履行告知义务的制度初衷。

4 劳务派遣式或集约租赁式的外包经营模式能否阻断平台公司的责任承担

观点一:仍然应由平台公司承担责任。无论是劳务派遣还是集约租赁,都只是平台公司与相关公司之间的内部关系,属于平台公司将相关业务外包出去的一种内部经营模式,不具有对抗善意第三人的效力,第三人有理由基于对平台经营行为的信任,要求平台公司承担相应责任。

观点二:应当由实际经营的法人公司承担相应责任,平台公司不承担责任。该种情形下相当于从事网约车经营服务的企业法人已经不是App平台运营公司,而是由另一家法人公司,出现了App运营平台与实际业务的经营平台不一致的特殊情况,应当由实际经营某项业务的法人公司承担相应责任。

5 线上司机与线下司机(或者车辆)不一致的法律后果由谁承担

线上司机与线下司机不一致,既有“借名注册[4]”、“账号外借[5]”的情形,也有注册司机“擅自委托[6]”的情形。

观点一:对于线上、线下司机或车辆不一致的情形,平台公司仍应承担相应责任。平台公司作为经营者,具有加强安全管理,提高安全防范措施的义务,网约车管理办法第十八条规定:“网约车平台公司应当保证提供服务的驾驶员具有合法从业资格,……,开展有关法律法规、职业道德、服务规范、安全运营等方面的岗前培训和日常教育,保证线上提供服务的驾驶员与线下实际提供服务的驾驶员一致[7]”,可见,确保线上、线下司机或车辆的一致性,是平台公司的基本审查义务,即使存在账号外借或者注册司机的擅自委托行为,也属于平台公司与注册司机之间的内部关系。在法理上,判断行为人的侵权行为是否属于执行工作任务或从事雇佣活动时,不仅需要考虑其雇员身份,还应当考虑行为的内容、行为的时间、地点、场合、行为之名义、行为的受益人以及是否与雇主意志有关联等因素。平台注册司机的账号外借或擅自委托行为虽然是应当禁止的,但除非注册司机的委托行为存在重大过错,比如将车辆交由醉酒或无证人员驾驶等,在一般情形下,注册司机的擅自委托行为并不会对网约车运营产生实质影响,相关运营活动仍然是由平台发出派单指令、由平台分享运营利益,对外也是以平台的名义从事经营活动,故平台公司仍应承担相应责任[8]。另外,从交通事故受害人的角度考虑,受害人亦有理由相信其所遭受损害系因平台经营业务所致,故可向平台公司主张权利。至于对注册司机及实际驾驶人的规制问题,则属于平台公司与其注册司机之间的内部关系,不得对抗第三人。

观点二:对于线上、线下司机或车辆不一致的情形,平台公司尽到合理审核义务的,不承担责任。平台公司对线上、线下司机或车辆的一致性应尽到基本的审核义务,但是,账号外借或擅自委托行为一般不构成侵权法上的替代责任,因为实际侵权人与用人单位或雇主之间没有管理支配关系,用人单位或雇主不应对其行为承担任何责任,相应的责任应由账号外借或擅自委托的行为人承担。如果平台公司未尽到合理审核义务的(主要是指审核司机或车辆是否具有法律法规要求的相关资质及从业条件等),应当承担相应责任,否则平台公司不承担责任。

(3) 确立以受害人救济为主导、兼顾新业态发展的价值导向

在面对新技术、新业态带来的问题时,司法应当采取适度宽许的审慎态度,给予新兴事物一定的发展空间,同时应当坚守安全秩序保障等基本的价值导向。

对于App出行平台而言,首先应当区分其业务类型的经营性质,比如平台下的顺风车与网约车业务显然属于不同性质的平台业务,相关政策对于顺风车一直采取不同于传统出租车或网约车的态度,各地政策一般都鼓励拼车等私人小客车的合乘行为,所以平台公司对于其所开展的多种业务的责任承担基础也不能完全等同,而应当根据其不同的经营性质,合理地确定平台公司的责任承担规则。但考虑到前述典型问题主要是针对平台网约车及代驾业务,故以下如无特别说明,仍然是侧重于平台网约车及代驾业务进行论述。

在针对网约车、代驾等经营性业务认定平台公司的责任承担规则时,应当全面衡量受害人、注册司机、平台公司及行业发展等各方利益,侧重于受害人救济,兼顾新业态发展。对受害人的保护体现了交通安全秩序的公共利益,而注册司机则承载着成千上万从业人员的利益,平台公司承载着互联网新业态发展的利益,各方对合理的责任承担规则均有利益诉求,应当全面衡量。也就是说,合理的出发点是要考虑什么样的责任承担规则是人民群众支持的,同时又是有助于出行行业健康长远发展的,我们认为,对于出行行业,无论是对消费者,还是对从业者,一个安全、便捷、可信赖的行业经营环境才可以吸引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从而形成持久的行业发展动力。

具体而言,应当从受害人救济、风险开启程度、风险控制能力、风险转移能力、经济收益划分以及行业发展利益等方面进行综合考量,确定公平合理的责任承担规则。比如风险开启程度和风险控制能力,应当考量在平台公司出现以前,出行行业的风险程度如何,有哪些风险控制措施,在平台公司出现以后,是不是加大了道路交通安全风险,平台公司在其全部经营流程中有没有采取必要的风险控制措施,是否对从业人员进行了安全教育培训,是否对从业车辆进行了安全性能监测等。在风险转移能力上,平台公司相较于注册司机而言显然有着更强的风险转移能力。

在责任承担顺位上,应当体现“保险赔付机制+平台赔付机制+平台追偿机制”的赔付思路。随着现代保险制度的发展以及我国保险业的日渐完善,在机动车侵权领域,保险机制已经成为损害救济及风险转移的最佳选择,平台公司及机动车一方可以通过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商业保险、承运人责任险、承运集团责任险、代驾责任险等多个险种,达到转移自身风险的效果,故在确定责任承担规则时,应当倡导保险先行的理念,尽量通过保险机制解决各方问题。

(4) 明确针对争议问题的解决方案

基于上述分析,作者对争议问题提出如下解决方案:

1 平台公司与注册司机之间不宜直接认定为传统的劳动关系

“互联网+出行”新业态改变了传统的用工模式,在现阶段尚无明确的法律法规界定二者关系的情形下,考虑到劳动保障、工伤认定等多层次复杂因素,目前不宜将平台公司与注册司机的关系直接认定为传统的劳动关系,可以考虑将其认定为一种新型用工关系,二者的关系在本质上是注册司机根据平台公司的指示,提供劳务服务,从而获取一定的报酬,在法律特征上更贴近于事实上的劳务关系。

2 以“责任保险+平台赔付”为基本责任承担规则

针对目前最常见的网约车和代驾业务,应当由责任保险先行赔付,不足的部分可以考虑由平台公司承担替代责任或连带责任,平台公司实际赔偿后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向相关责任人追偿。

3

商业三者险范围内的问题应当尊重合同约定

在诉讼中,应当依法审查相应免责条款效力,经审查免责条款有效的,保险公司可以根据保险合同约定免除赔偿责任。鉴于网约车管理办法的实施推进,预计政策过渡期的问题不会长期困扰审判实践,不宜因此而突破商业保险合同的审理原则。

4 平台公司采取外包经营模式的,相应责任仍应由平台公司承担

实践中平台公司可能采取劳务派遣、集约租赁等外包经营模式,但出行业务系以平台的名义进行,平台公司对外不仅是技术提供者,更掌握着交易价格制定、订单分配模式、利益分享比例、补贴发放规则等多项涉及经营核心的内容,出行业务的市场信赖基础也源于人民群众对某个App出行平台的信任或偏好,故平台公司与相关公司之间的经营关系不能对抗第三人,第三人有理由要求平台公司承担相应责任。

5 线上司机与线下司机(或者车辆)不一致的,相应责任仍应由平台公司承担

网约车管理办法已明确要求平台公司应当保证运营安全,保证线上、线下从业人员的一致性,故平台公司应当承担相应的监管、审核、培训义务,以确保运营安全,杜绝线上、线下驾驶员或车辆不一致的现象发生。即使在注册司机擅自将账号外借他人或者擅自将业务委托他人完成的情形下,如果造成第三人损害的,对外也应当由平台公司承担相应责任。至于平台公司与注册司机及实际驾驶人之间的责任分担问题,属于其内部追偿问题,不影响平台公司对外承担责任。

前文系统梳理了涉App出行平台交通事故案件中的典型争议问题,该案例中的争议问题亦水落石出,下面以一张可视化导图的形式对App代驾致人损害的责任承担规则予以说明:

 

App代驾事故责任承担规则的可视化导图

根据上图可以看到,可能承担赔偿责任的主体一般有四方:1、保险公司;2、代驾司机;3、车主方;4、App平台方。而具体到实际案件中,每一方可能又有不同的被告应诉,比如本案中关系比较混乱的App平台方,先后出现了小桔公司(平台公司)、快智公司(业务运营公司)、德科公司(人力资源公司)。一审判决认定: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先行承担赔偿责任;对超出保险赔偿限额的损失,应由小桔公司对外承担赔偿责任;线上、线下司机不一致的,属于小桔公司的内部管理问题,不影响其对外承担相应责任,小桔公司在承担责任后可根据实际情况向相关责任人追偿。

涉App出行平台的交通事故案件,属于新类型侵权案件。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各种新类型的出行方式不断冲击着传统的出行行业,由此带来新的市场格局,同时引发诸如经营主体、从业人员、经营模式、盈利模式、保险机制等一系列的行业变革,但是无论出行方式如何改变,人们对出行安全、便捷、可靠的追求始终不变。面对“互联网+”背景下的出行新业态,既要看到新业态带来的市场优势,同时也应当注意到新业态对出行安全带来的影响,正确、理性的立场是保障出行安全,鼓励新业态在法律的框架内健康有序发展。正如罗纳德·德沃金所言,“法律是一种不断完善的实践”,该案虽然在二审时达成和解,但作者仍然希望该案的一审裁判结果,能够对涉App出行平台的责任承担问题起到一定的参考作用,对裁判规则的统一有所助益。

 

 

[1] 网约车管理办法第二条第二款规定:“本办法所称网约车经营服务,是指以互联网技术为依托构建服务平台,整合供需信息,使用符合条件的车辆和驾驶员,提供非巡游的预约出租汽车服务的经营活动。”

[2] 据了解,平台公司对出租车不抽取费用提成,对代驾每单抽取10%-20%左右的提成,对快车每单抽取27%左右的提成,对专车每单抽取22%左右的提成,对顺风车每单抽取5%左右的提成。(因未得到平台公司的官方数据,且抽成比例会根据市场情况不断调整,故前述抽成比例仅供参考。)

[3] 实践中,有大量挂靠性质的运输公司为了提高赔偿能力,要求加盟挂靠的车辆必须投保50万或100万的商业三者险才准许挂靠。平台公司同样可以设置类似的准入门槛,以有效保障其伤害救济能力。

[4] 借名注册,主要是指不符合注册司机资质要求的驾驶人借用他人的姓名及相关资质、资格在平台注册,从而得以在平台下实际从事网约车或代驾业务的情形。

[5] 账号外借,主要是指已经注册成为平台司机的人,出于车辆使用效率(类似于出租车双班司机)或者其他原因,将注册账号长期或临时借给他人使用,造成线上、线下信息不一致的情形。

[6] 擅自委托,主要是指已经注册成为平台司机的人,出于各种原因,临时将自己从平台接到的业务交由他人代为完成的情形。

[7] 该条规定之所以明确提出线上、线下驾驶员一致的问题,是因为近来屡屡报出因驾驶员不一致所产生的各种安全隐患,这种并非个案的现象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平台公司在驾驶员的资格审查方面仍然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

[8] 类似问题的学者观点:“货运公司的驾驶员擅自将车辆委托货主的押运员驾驶,造成他人损害,虽然司机的行为是应当禁止的,但司机违反职业要求和命令的行为对于侵权责任的承担已经不是决定性的了,货运公司对上述侵权行为也应当承担责任。”见李仁玉:《比较侵权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55页。

 

 

游晓飞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六庭副庭长,审判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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