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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王立军殊死搏斗2600天 (之一):从来“打黑”即“黑打”

作者:jnls 日期:2014-06-23 16:31:15 人气:
 

文/王子湘

王子湘,辽宁省铁岭市开原市(县级市)人,1945年生,1995年至2001年期间担任开原市公安局局长。在任期间,王立军正好担任铁岭市公安局副局长、局长。因业务关系,两个人之间逐渐产生矛盾、冲突,乃至展开对抗、斗争,直至走上迫害与维权、抓捕与逃亡的持久交锋。

本着真实、有据的原则,王子湘写成《我与王立军殊死搏斗2600天——王子湘回忆录》,还原了鲜为人知的铁岭时期的王立军真相。


1994年秋天,王立军被破格提拔为铁岭市公安局副局长不久,在一次抓捕现场,我第一次见到王立军。他一声令下,被抓的人犯全部跪倒在地,他带头对这些人拳打脚踢,这一百多人被打得哭喊连天,苦苦哀求。


1945年我出生在开原县(现为县级市)松山乡英城子村。村子南边紧靠象牙山,奇峰壁立、苍松挺秀,古人称赞:“耸秀重峦排绿竹,百尺青松绕住云生谷”。村子北面是辽河的支流沙河缓缓流过。世世代代生活在这个小山村的人善良、勤劳、倔强、耿直。

我们家祖祖辈辈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我的父母都是纯朴的农民。我们兄弟姊妹十人,有一个哥哥和两个姐姐。至今哥哥和一个弟弟还有两个妹妹仍在农村务农。

1964年,我年满18周岁就入伍当兵。在部队我入了党,担任代理司务长。

1970年,我转业安置在开原县公安局当民警,78年任交通队副队长,83年任交警大队长,93年任开原市公安局副局长兼交警大队长,95年任开原市公安局长。

任局长时我50岁,我决心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开创开原公安工作的新局面。我本想从警一生画个完美的句号,可是,好像命运注定——王立军在我身边出现了。他破坏法制和我水火不相容,出于正义感,我抵制了王立军的滥用职权的行为,王立军就欲置我于死地。当他动用各种手段也无法玷污我的清白时,就串通市委主要领导决定让我提前两年从开原市公安局长岗位上退下来,任开原市委正县级调研员。

1994年以前,我没有见过王立军,只知道铁法市(现为调兵山市,隶属铁岭市的县级市)出了个“全国十大杰出民警”,复员兵出身,精明强干,年轻有为,是铁法市公安局副局长王海洲一手树立起来的典型。

当然,我也听到一些知情人的非议,说王立军能说会道,有点得瑟,称王海洲为干爹。所谓英模事迹多是人为夸大……

我和王立军第一次见面是1994年秋天。王立军从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进修回来,被破格晋升为铁岭市公安局副局长,主管刑警工作.

当时开原市发生了一起“空中沙龙”案件。开原的交警大队对讲机基地被开原、清河、西丰、昌图的社会上不法青年占领。每到晚上6点钟,这些人互相呼叫,如同晚会开始一样。参与者疯狂呼喊,各种下流话充斥其间,严重地干扰了交警的正常工作。

开原市交警大队花了大量人力财力进行侦察,锁定了一批涉嫌犯罪的人。我随即到市局去见王立军,请市局组织警力予以抓捕。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王立军。他很热情,也很客气。白白净净,圆脸浓眉,警服笔挺。我不经意发现他眼中掠过一丝狡黠的目光。

在见他后的第三天晚上,王立军就带领三十多名刑警来到开原。一声号令,分头行动, “空中沙龙”正在你呼我喊时,刑警们破门而入抓了现行。

被抓的一百多个男男女女被集中押到开原市交警队的会议室大厅里。

王立军一声令下,被抓的人犯全部跪倒在地,他带头对这些人拳打脚踢,这一百多人被打得哭喊连天,苦苦哀求。

我目睹这样场面,突然觉得王立军作为全国十大杰出民警这种执法方式不太妥当。随后,王立军决定对这些人罚款了事。100多万元罚款,留给开原市公安局零头,其余全部带走,对开原市交警大队为本案的付出没有一分补偿。他留给我的印象是太霸道,不讲情理。我不满又无可奈何。


王立军受香港一些电视剧启发,抓住群众的心里愿望,成了国家“打黑”的先行者,以此换得“全国公安战线一级英雄模范”的称号,先后当上十四大、十六大代表。


也是1994年秋天,王立军名震全国。

那是王立军任市局副局长不久,就在当时市委领导支持下,掀起了轰动全国的“9·19”打黑运动。王立军任副总指挥。党的“十四大代表”、“全国十大杰出民警”领导“打黑运动”立即引起全国注目,很快王立军被捧为“打黑英雄”。王立军也以“英雄”自我标榜。“9·19”打黑运动长达一年之久,前后拘捕人犯136人,关押在铁岭县熊官屯乡的铁岭军分区教导队办公楼。这是临时设立的监所,刑具俱全,对人犯残忍地刑讯逼供。结果是经检察院和法院最后认定的仅有7人构成犯罪。其中4人被处决,被处决的罪名是流氓罪或是强奸罪、伤害罪。而其余129人则不管是不是有罪,一律采取罚款或交保证金都予以释放,每人罚金少则1万元,多则3~5万元。铁岭市局入账仅仅21万元,其余200多万元不知去向。

  1996年在党组会上,有人提出查看“9·19”账目,王立军回答:“刑警支队搬家,账本被水泡了,剩下的被老鼠咬碎了。”据知情人讲,用在媒体跟踪报道就有上百万。

“打黑”时,王立军也多次率刑警来开原抓捕嫌疑人。我当时就认为,所谓的铁岭“四大恶魔”之一——开原的肖建军及其同伙,不过是时聚时散的地赖,没收什么“保护费”,也不存在称霸一方、残害百姓和严重破坏地方经济。充其量不过是流氓团伙,根本构不成黑社会性质的组织。被抓捕的其他人也都是社会上的混混,根本谈不上是“黑社会”中的人。事实证明,被扣上所谓“黑社会保护伞”的八个涉案公安政法干警、律师,在打黑结束后的儿个月内,经市纪检委和市、区检察院、法院审理后,全部被平反、纠错、恢复名誉。

实际上,王立军是受香港一些电视剧启发,抓住群众的心里愿望,运用组织、参加黑社会这个能蛊惑人心的罪名造成心理威慑,并且也容易株连亲朋好友,借助搞运动,先抓人后取证,随意抓人放人,从而达到排除异己的目的。

我熟悉的铁岭市公安局治安支队副支队长霍玉奎被王立军认定是“黑社会保护伞”而被抓捕,就是一例。

“9·19”打黑运动一开始,王立军就把矛头对准公安机关内部,揪“黑社会的保护伞”。

在我的印象中,霍玉奎是一个标准的公安干警,他比较谨慎、理性。当年,他和局里另外三个干警作为局里储备人才被保送到沈阳武警总队当兵,回来后被提拔到县公安局治安科当科长。他历经市公安局刑警队、特警大队,又回到治安支队任副支队长,其水平能力和社会关系在当时比王立军胜过一筹。

王立军任铁岭市公安局副局长后,要求下属在他到来时必须起立立正,站着汇报工作,霍看不惯。

王立军特意嘱咐,不管他在不在,他办公室的灯必须24小时开着,他公开讲:让路过的市委领导觉得他是通宵达旦地工作。他还让人买几箱方便面放在他的办公室,领导来了,他把方便面拿出来装模作样。实际上,王立军每天早餐都让公安局后面的酒店送来两只鲜海参和一只去皮的黄瓜一起打碎食用。霍也看不惯。

霍玉奎多个看不惯,引起王的忌恨。

“9·19”打黑开始,霍玉奎不认同打黑运动,他认为铁岭发生的两件恶性案件,特别是政协轿车爆炸案已证明罪犯患有精神分裂症,都是个案。

他被王立军所不容,视为眼中钉。

1994年10月22日,在王立军指挥下,霍玉奎被抓走。抓人的警察是临时从外地调来的,然后把霍玉奎关在熊官屯一栋小白楼里。

在霍玉奎被羁押时,受命为王立军撰写材料的人编造霍如何充当张洪俊保护伞,到处讹诈钱财,如何到水泥厂、家具公司要钱打白条,为张洪俊筹款建酒店……后来证实全是瞎编。

当体制内的人对王立军提出这样对霍玉奎刑拘没有道理时,王立军讲:“我相信老霍没有问题,但是还要严查!”

干警们纷纷议论:“老霍什么事都没有,被王立军说拿下就拿下。”“王立军连霍玉奎都敢抓!”

毫无疑问,这就强化了王立军的威望,王立军整人的政治目的达到了!

现在,结论已经不重要了,王立军前脚调走,霍玉奎后脚就平反!

王立军也曾想借打黑对开原下手。他在会上公开讲“开原有黑社会”,并向市委领导汇报,把开原的刑事案件硬要说成是“黑社会”,铁岭市政法委书记张克江专门召开了公、检、法研讨会,专门研究黑社会在开原是否存在。王立军在浍上公然编造开原公判大会上有人搅闹会场、持刀伤人的虚假事实,企图以打黑抓开原公安局的保护伞。

据我所知,为了标榜打黑战果,“铁岭四大恶魔”被抓后,王立军就向检察机关提出要求:必须枪毙。当时,把改账这些事都认定为涉黑。为了认定“强奸”,逼迫女方把男女关系说成是“强奸”,否则就将其劳教。这四个人没有人命案也没有抢劫,都被立即执行死刑。


由于当时王立军发现了社会群众对打黑的需求,他成了国家打黑的先行者,所以, “9·19”打黑成就了王立军的威名,王立军成为“全国公安战线一级英雄模范”、继十四大代表后又当上了十六大代表。


王立军跨地执法,乱抓滥罚。1996年正月十六,在一次公安表彰大会的饭局上,我与他之间开始了第一次正面冲突。


“9·19”打黑也使王立军权力更加膨胀。

铁岭市公安局对县市级的公安局没有直接管辖权。但是,不按规矩执法的王立军为了敛财,便以“扫黄”为名,不与当地公安局打招呼,带领市局刑警闯到铁岭辖区内各县市端酒店,不问青红皂白乱抓人罚款。开原离铁岭近,商业发达,酒店多,就成为王立军经常突袭的地方,将酒店老板、服务员、厨师、连切菜工都一起抓走,进行罚款。

我派人进行统计,从94年到96年初,以抓嫌疑人、抓小姐、抓赌的名义,在开原市内罚款就达四五百万元,而且百分之九十不给开罚款收据。

为了遥控开原,在“9·19”打黑期间,王立军强令开原有关部门将王××调进开原市公安局。王本是开原起重机厂工人,是有名的地痞流氓、社会渣子。

王××穿上警服后即成为王立军的马仔。他出面与开原市有名的酒店、洗浴中心、娱乐场所联系,收取保护费。王立军根据王××提供的信息,凡是纳贡的酒店、洗浴、娱乐业主都成为他的保护对象,不再查;凡没有纳贡的业主就遭受铁岭市局查罚。

所以,我对王立军这种知法乱法滥用职权,违反正常执法秩序,纵容坏人、搞乱开原经济环境的行为深恶痛绝。

王立军对其他区县这么做,这些县区忍气吞声,敢怒而不敢言。但是我不容忍,进行了公开抵制。

1996年初,省公安厅召开全省公安局长会议上,县市区的公安局长向铁岭市公安局长王振兴提出来,市局到县区端酒店,跨界执法,当地群众意见很大。王局长在总结发言时就对我们讲,今后市局不到各县去端酒店扫黄,特殊情况需要市局参与,要和各县市区公安局打招呼。而且这些话在会议纪要里作了记载。

然而,王立军仍我行我素,还不断跨地域来开原挨个酒店端。开原市政府领导和很多干部群众都叫苦连天。

于是,我和王立军的正面冲突终于发生了。

1996年春节后的3月5日,正是农历正月十六。王立军来开原为干警边天成颁发一等功纪念章。铁岭电视台的记者崔维民和辽宁公安司法学院副院长李××前来参加。

颁发仪式结束后共同到食堂就餐。开原市政府主管公安工作的副市长邓庆先和有关领导参加作陪,我挨着王立军坐。

酒桌上,邓副市长以哀求的口气对王立军说:“立军啊,别总来开原端酒店啦,再这么整,开原的经济就完啦!”

王立军打着官腔回绝邓:“那不行!”接着讲了一番省领导怎么怎么讲。

我本来就憋口气,看邓副市长下不来台,就接话说:“立军局长,这样说不对呀,这是跨地域执法,是违反规定的。在全省公安局长会议上王振兴局长在铁岭小组会上讲了,市局不再到各县区端酒店,这已经写在会议纪要里啦!”

王立军听我这么讲,就厉声说:“不管谁讲,这是我管的事!”

我当时借酒劲非常激动地说:“你要是这么讲,以后铁岭市局再来开原端酒店事先我不知道,就视为冒充,连人带车都扣下,让振兴局长来取人!”

王立军没有想到我竟敢这么针锋相对顶撞他,勃然大怒,脸色煞白,什么也没讲,站起身来拿了自己的皮包,摔门而去。

当天,王立军回到铁岭,当着市局几个局长的面,大骂我王子湘,质问王振兴局长,是不是在会上讲了市局不能随便去县区端酒店的事。王局长承认是他讲的。

王立军觉得我触犯了他的尊严,第二天就打电话给当时的开原市委书记赵铁英,说: “王子湘把我给撅了。”赵书记当即给邓副市长打电话问情况。邓副市长就给王立军打电话赔礼道歉,但王立军还认为这是他无法容忍的。

这个不可一世、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老虎屁股摸不得的王立军,认为我在太岁头上动土,就记下对我的仇恨,处处与我为敌,千方百计对我报复。

我根本不买他的帐。邓副市长让我给王立军打电话道歉,我说:“我道什么歉,我没错!低头认错离跪下就不远了!”周围县区的公安局长知道了这件事,都纷纷给我打电话说:“子湘,你给我们守住了一块阵地!”

从此,我和王立军的殊死搏斗就开始了。

铁岭市地处辽北,在全国版图上只是个弹丸之地。在辽宁14个地级市中铁岭排名11,是一个工商业较落后的农业市。但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出了两个风云人物,一个是喜剧小品王赵本山,一个就是叱咤风云的“打黑英雄”王立军。如果说,在人生这个舞台上,赵本山的艺术表演给全国人民带来欢笑,那么王立军的政治表演却使铁岭、锦州、重庆陷于恐怖中,给当地人民带来一场场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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