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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赏缉凶不兑现 公安机关败诉

作者:jnls 日期:2011-06-28 19:53:20 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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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2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公报》第一期公布了这样一起案例的判决书:因公安局不履行其作出的悬赏缉凶的承诺而被举报人告上了法庭,法院最终认定悬赏广告应受法律保护。为了追本溯源,记者在有关部门的配合下对该案进行了详细的采访。     对这桩全国罕见的因悬赏缉凶而引发的案外案的追本溯源,还得从那桩当年曾经轰动一时的“12·12”特大持枪抢劫杀人案谈起。 

  这起特大持枪抢劫杀人案里共有4名犯罪分子,他们是买凶杀人的个体业主宋杰,策划杀人的黄河,以及执行杀人计划的高松、曲有健。 

   这起案子的始作俑者是宋杰。1958年10月26日出生于丹东东港市的宋杰是当地小有名气的个体户。1994年6月的一天,忙碌了一天的宋杰在回家的路上被人用枪击伤。伤势好转后,宋杰怀疑是自己在生意场上的对手李贵(化名)指使别人干的。此后,宋杰越琢磨越觉得是这么回事儿。他越想越憋气,总想找个机会报复一下李贵。宋杰认为,单凭自己的力量是不行的,办这种事必须得事先密谋好。找谁呢?宋杰一拍脑门儿,有了,找小舅子黄河。在宋杰的眼里,黄河脑瓜儿活,点子多,肯定会给他想一个好主意。 

    黄河1963年1月出生于辽宁省东港市,初中文化。他一贯好逸恶劳、不思进取,因此一直也没有什么正当的职业。1990年10月初的一天,27岁的黄河经人介绍与河北省某县水产养殖场大连经销处负责人林某、董某相识。黄河自称是东沟县(东港市的前身)海洋联合水产养殖场的负责人,他拿着作废的东沟县海洋联合水产养殖场的个体工商营业执照与林某和董某签署了一份供货合同。为此,大连经销处预付了定金80万元人民币。在黄河挥霍了近五十万元后,他被公安机关抓获。1996年6月,身患传染性疾病的黄河被取保候审了。有了这次被抓经历的黄河并没有一丝悔意,反而在治病期间不断地总结诈骗经验。 

  1999年6月的一天,宋杰将黄河找到了家里。几杯酒下肚后,宋杰向黄河讲述了前一段时间遭人枪击的事儿,同时宋杰还称据其分析此事肯定与李贵有关。二人经过研究后,决定由宋杰出资2万元人民币,由黄河帮忙雇人对李贵实施报复。为了让黄河熟悉李贵,宋杰为黄河指认了李贵的住处,同时还给了黄河1.95万元的“活动经费”以及一支“五四式”手枪和十余发子弹。 

   1999年11月,黄河找到了朋友于仁庆(在逃),谎称自己有一个仇人,希望于仁庆能帮忙找人给“摆平”,同时黄河又告诉于仁庆事成之后给其“帮忙费”两万元。为了帮朋友忙,于仁庆问黄河:“仇家是要死口还是要活口?”黄河想都没想,顺嘴便说:“死活都行。”有了黄河的旨意,于仁庆开始找人。经过一番考察,于仁庆认为高松、曲有健比较合适。高松,1969年出生于辽宁省普兰店市,在他20岁的那年,因抢劫犯罪被判刑七年,1995年7月刑满释放。曲有健,1971年10月出生于普兰店市。1989年因犯抢劫罪被判刑三年,1992年3月刑满释放。 

    物色完人选后,于仁庆带着高松、曲有健两人到东港市去见黄河,黄河当场表示“不管死活,就两万元钱”。谈妥价钱后,黄河带领二人指认了李贵本人和李贵的住处。12月初,为了干掉李贵,黄河又带领高松和曲有健先后两次试枪。12月11日和12日早上8点左右,黄河两次带着枪和高松、曲有健开车来到李贵的住处附近伺机动手,但是均因李贵没出现而未能得逞。12月12日下午5点左右,黄河、高松、曲有健再次来到李贵家附近埋伏。为了尽快发现目标的方位,黄河让曲有健下车看看李贵在什么地方,以便动手。终于,曲有健在一家餐馆门口发现了李贵,随后曲有健将这一重要情报用手机告诉了黄河。为了保险起见,黄河与高松开车来到饭店门前,经辨认在饭店里吃饭的正是李贵。于是,黄河将车开到附近的一胡同里,把手枪交给了高松,自己在车内接应。一个小时过后,也就是18时20分,李贵吃完饭后,一个人从饭店里走了出来。见李贵出来后,高松拿着枪迎面走去。
李贵凭着直觉发现情况有些不对,转身便跑,这一切已经晚了。受雇于人的高松朝着李贵的背部就是三枪,李贵当场死亡。高松见事已办完和曲有健两人连忙逃回车里,黄河开着车将二人送到姐姐家闲置的住宅里藏匿了起来。为了毁灭证据,高松将手枪藏在了该住宅的炕洞里,剩余的3发子弹被高松扔进了下水道中。就这样,年仅38岁的李贵惨死在街头。 

      案件发生后,公安机关开始着手侦破此案。为了抓住凶手,给自己的亲人报仇,被害人的亲属决定出资50万元,希望公安机关发布悬赏通告尽快将凶手缉拿归案。为了尽快破案,在征得被害人家属同意的情况下,东港市公安局于命案发生的第二天,通过东港电视台发布了悬赏通告:(一)凡是提供线索直接破案的,被害人家属奖励人民币50万元;(二)凡是提供线索公安机关通过侦查破获此案的,公安机关给予重奖;(三)凡是提供有关枪支线索侦破此案的,公安机关给予重奖;(四)凡是能够提供线索破案的,即使与犯罪团伙有牵连也可以从轻或者免予刑事责任;(五)对提供线索者,公安机关一律严格保密。该广告在东港电视台一播就是13天。       

      在这则全国首例被害人家属巨额悬赏缉凶广告播出的时候,黄河也没有闲着。为防止夜长梦多,在案发后的第二天,黄河便安排自己的前妻和朋友张某(均另案处理)将高松和曲有健送往岫岩县洋河镇曲有健的岳父家藏起来,同时,黄河还让前妻给二人拿500元生活费。几天后,黄河来到洋河镇分别给了高松、曲有健1万元和9千元,同时,黄河将取出的手枪扔进了鸭绿江中。黄河自认为自己做得天衣无缝,但是世间怎有不透风的墙。就在街头巷尾的人们议论着这“12·12”特大持枪抢劫杀人案和那笔50万元的赏金的时候,一名叫吴明(化名)的普通市民有些坐卧不安起来。 

      原来,在案发的当晚,吴明看见其租住房的房主曾经领来两个人到东侧的杂物房里藏匿,形迹十分可疑。凭直觉,这两个人肯定与这起恶性案件有关。同时,吴明又想到,如果自己报了案,万一公安机关抓不住人遭报复怎么办?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还是挺身而出指认犯罪分子?吴明陷入了矛盾中。经过了一番思想斗争,吴明于12月19日将这一重要情况告诉了自己在公安机关工作的亲属。 

       12月21日,吴明的亲属向东港市公安局局长作了汇报。获悉这一重要情况后,公安机关派人向吴明了解情况。根据吴明提供的情况,以及大量的调查取证,12月25日,公安机关得出结论,认定吴明提供的线索确与“12·12”特大持枪抢劫杀人案有关,并决定按照悬赏通告的第二条奖励吴明人民币10万元整。吴明在领取奖金时出具了收条。收条中写明“今收到市公安局用于奖励我提供‘12·12’枪杀案线索预付金10万元,如果我提供的线索与此案无关,则全部返回公安机关。” 

    1999年12月26日零时,在公安机关的严密布置下,宋杰、黄河先后在东港市落网。闻到风声的曲有健和高松外逃。2000年1月4日,曲有健向吉林省图们市公安机关投案自首,高松于当日被抓获。2000年6月8日,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分别判处宋杰、高松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曲有健有期徒刑八年;以故意杀人罪与诈骗罪合并判处黄河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宣判后,除曲有健服从判决外,其余三人全部上诉。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经过审理认为,一审判决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2001年4月17日,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00〕辽刑一终字第351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01年7月3日,宋杰、黄河、高松在丹东市被依法执行枪决。 

        就在这起轰动辽东半岛的特大持枪抢劫杀人案的凶手全部落网的时候,吴明开始与公安局交涉,吴明要求公安机关按照悬赏通告兑现50万元的悬赏承诺。

为了怕别人认出自己来,吴明每次到公安局交涉的时候都要“化妆”一番,或是由亲属陪同或是东躲西藏。据吴明介绍,在此期间替他到公安机关提供线索的亲属家竟然还遭到不明人员的爆炸和枪击。直到2001年3月,东港市公安局与吴明之间仍无法达成一致意见。 

   2001年3月21日,吴明一纸诉状将丹东东港市公安局推上了被告席。他向法院主张判令东港市公安局给付悬赏奖金人民币50万元,赔偿因公安机关未能尽到保密义务,致使吴明和亲属遭受到人身威胁所产生的精神损失费5万元。 

   2001年8月16日,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吴明的申请依法不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在法庭审理中,丹东东港市公安局辩解,公安机关侦破此案的线索和证据并不全是吴明提供的。吴明对于被害人家属的奖励和公安局的奖励只能获得其一。由于公安局已经按照悬赏通告的第二条内容支付了吴明10万元人民币,吴明就不应再获得被害人家属的50万元奖励。要求精神损失费也无事实和法律依据。 

     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过审理后认为,东港市公安局在为破获“12·12”特大持枪抢劫杀人案发布的悬赏通告中明确表示,要对提供有关线索和协助公安机关破案的人给予一定数额的报酬。悬赏通告中的第一条和第二条是区别破案线索的不同情况,对提供线索人给予不同数额报酬的声明,二者不能兼得。吴明提供的线索符合悬赏通告中的第二条规定,故吴明应当按照第二条的规定取得悬赏报酬。在公安机关抓捕前已经支付给吴明10万元人民币作为奖励,收到钱款后,双方没再约定还需再支付被害人家属奖励的50万元酬金。因此,东港市公安局已经履行了自己在悬赏通告中确定的义务,吴明的要求不能成立。此外,关于吴明提出的精神损失费没有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驳回吴明的诉讼请求,诉讼费10510元由吴明负担。对此判决,吴明不服,很快他便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了上诉。 

        吴明在上诉状里称,其提供的线索是破获“12·12”特大持枪抢劫案的惟一线索,悬赏通告中并没有规定公安机关的奖励与被害者家属提供的奖励二者不可以兼得,东港市公安局拒不支付被害者家属提供的奖励,违背了悬赏通告中向社会作出的承诺。此外,由于东港市公安局没能按照悬赏通告中第五条的规定对提供线索人严格的保密,使吴明和其家人的精神上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吴明希望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判决东港市公安局立即支付被害人家属提供的奖励费50万元,赔偿精神损失费人民币5万元,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2002年3月7日,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不公开开庭审理。双方就自己的观点和主张展开了激烈的法庭辩论。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发布悬赏广告是一种民事法律行为。它主要是指广告人以广告的方式发布声明,承诺对任何按照声明的条件完成指定事项的人给予约定的报酬。任何人按照广告公布的条件,完成了广告所指定的行为即对广告人享有报酬请求权。发出悬赏广告的人,则应该按照所发布广告的约定,向完成广告指定行为的人支付承诺的报酬。 

  本案中东港市公安局通过东港市电视台发布的内容属于悬赏广告。通告虽然是以公安机关的名义发布的,但是悬赏的报酬却是由被害人的家属提供的,通告中的悬赏行为,实际上是被害人家属的委托行为。被害人家属的本意是以50万元人民币直接奖励能够提供破案线索的举报人,希望能够有助于公安机关迅速破案。被害人家属并没有明确表示可以区别举报人提供线索的不同情形,给予举报人不同数额的奖励;也没有表示可以将该报酬用于办案或者奖励办案人员。东港市公安局在悬赏通告中规定了其他悬赏情形,并没有得到被害人的家属授权或者委托。东港市公安局的行为超越了被害人家属的委托权限,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吴明的主张应当予以支持。 

   对于吴明的精神损害要求,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吴明的证据主张不足,不予支持。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不当,应当依法予以改判。 

   近日,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撤销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2001)丹民初字第15号民事判决;东港市公安局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将被害人家属交付的人民币40万元给付吴明;驳回吴明的其他诉讼请求。一、二审案件受理费21020元,由东港市公安局负担16816元,吴明负担4204元。 

    至此,这桩全国首例因被害人家属巨额悬赏缉凶广告而引发的案外案终于告一段落。由于本案颇具典型性,2003年2月末,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主办的《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将该案作为典型案例在法院内部进行了重点通报,同时也为人民法院审判工作提供了司法判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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